当晚，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，被关入著名的诏狱。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，卢忠亦摩拳擦掌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。章纶、钟同备受酷刑，都只说意由己出，并非人授。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，一定要追究出章、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，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，“榜掠残酷，血肉狼藉”，非逼迫章纶、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。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，“濒死，无一语”。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，天地晦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，怕遭到报应，这才停止用刑，将章纶、钟同关回狱中。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，也痛惜二人的遭遇。愤怒之下，连夜写了一封信，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。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，大意是：“奸人黄献议易储，不过是为了逃死，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。别的人也罢了，你于公是国家柱石，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？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，如果他们死在杖下，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，享受俸禄，无奈清议不会宽容。” 于谦读过信后，心中很有感触。但他亦有太多无奈——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，他敢于挺身而出，高呼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”，只因国难当头时，君依赖于臣，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，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。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，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，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。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，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，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。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，升降一凭己意，不高兴了，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。 于谦倒不是畏死，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，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。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，即便他是兵部尚书，一样是人微言轻。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，一腔焦灼愤懑，实无可宣泄，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。 王文初名强，字千之。束鹿人，与靖远伯王骥同乡。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进士。授监察御史，持廉奉法。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，迁陕西按察使。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正月擢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宁夏。后召为大理寺卿。又迁右都御史，巡视延绥、宁夏边务等。进左都御史，为政整肃。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，召掌事。为人深刻有城府，面目严冷，中实柔媚。景泰三年（1452年）加太子太保，后改吏部尚书、兼翰林院学士，直入文渊阁，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。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，兼东阁。 王文看了信，只笑道：“书生不知忌讳，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，可以给他个官当当。”于是授杨集六安州[2]知州，命其立即出京上任，不得延误。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，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，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。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，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，但王文轻描淡写，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。 但无论如何，于谦身为朝廷重臣，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，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，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，没有公平正义可言，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。于谦的疏离与冷漠，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。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，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。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，亦愤而上书，虽没有公然替钟同、章纶求情，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，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，尽心尽意，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，优待太上皇诸子。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，将奏疏扔在了一边[3]。宦官舒良趁机道：“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。” 一句话，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。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，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。钟同当场死于杖下，死时年仅三十二岁。章纶身子强健，勉强活了下来，但也是奄奄一息。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，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。他死后次日，其马悲鸣嘶叫而死，传为京师一大奇事[4]。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，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，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，为了迎合上意，上奏道：“沂王不宜居住京师，应迁置所封之地，以绝人望。”意思是将M.nａＮｃＨaNｇ791.ｃOｍ